回音壁與后真相，是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結束之后，歐美主流媒體創(chuàng)造出來的兩個新術語，用于解釋歐美主流媒體對總統選舉結果的失敗預測：不是傳統主流媒體失敗，而是歐美受眾不行，就是不聽媒體傳播的真相，困在受眾自己根據偏見塑造的“回音壁”，用情緒化、激進且非理性的后真相來取代傳統主流媒體專業(yè)制造的真相。

這是一種很典型的態(tài)度：面對現實與理論的不同，堅定的宣稱現實是錯的，理論是對的，然后制造出一些新的術語和概念，把錯了的現實重新給解釋對了。需要指出的是，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的失誤，不過是20世紀90年代至今，歐美主流媒體至多排名第二的失誤，另一個可能更大也是更嚴重的失誤，是對中國發(fā)展前景預測的失誤。如果稍微有些記性的話，中國幾乎是在“崩潰的過程”或者“崩潰的前夜”中，一路走到今天的。

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歐美主流媒體在面對特朗普以及面對中國時，產生了差不多同樣的反應，其在業(yè)務流程中出現的偏差，出現了某種極具諷刺意義的趨同：不僅在預測中國發(fā)展態(tài)勢這樣的國際重大事件，而且在預測總統選舉結果這樣的國內重大事件中，歐美媒體都出現了重大的失誤和偏差。并且坦率地說，迄今為止，仍然看不出任何從中走出來的跡象。

這確實需要引起人們的反思。從根源上說，這是建立在唯心主義認識論基礎上的方法和框架必然會遭遇的挫折與挑戰(zhàn)；從世界歷史發(fā)展的實踐來看，本質上這意味著世界的現實已經發(fā)展到了無法繼續(xù)照搬新自由主義指導下的框架進行有效認知和分析的程度，需要對方法論進行重大的調整——而非對解釋事實的術語和概念，更不應該是對事實本身進行調整。

這種調整的本質，就是要承認恰恰是歐美主流媒體陷入了回音壁之中，糾結于某種與客觀事實相偏離的后真相之中而不能自拔。這是非常痛苦和困難的，2016年總統選舉過程中，當特朗普還在競選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時，以發(fā)表“歷史終結論”名噪一時的日裔美籍政治學者福山在《外交》雜志撰文指出，特朗普現象是階級政治重新回歸并取代身份政治的結果，民主黨以及共和黨建制派對身份基礎上的政治動員的癡迷，導致了對實體政治重大變化的誤判，并由此遭遇了特朗普沖擊。

這種反思至少觸及了部分的本質，但是，在特朗普勝選之后，福山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被公開問及如何看待特朗普勝選時，他堅定地修改了自己的結論，將特朗普上臺的唯一原因歸結為俄羅斯黑客的信息干擾和誤判，渾然不顧這一判斷等同于宣稱成長于多元民主環(huán)境下的美國民眾，本質上是一群連網絡假消息都無法判斷的非完全行為能力者。

上述對美國民眾的判斷是硬幣的一面，這枚硬幣的另一面就是對國際體系演進趨勢以及中國崛起的認識。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崩潰威脅論、中國人權威脅論、中國經濟威脅論、中國軍事威脅論、中國網絡威脅論等諸多論斷交相輝映，一路走來。

到了最近，2016年6月開始至今，先是德國墨卡托中國研究所，然后是華爾街日報、英國國際廣播公司（BBC）、美聯社、彭博社，對中國的網絡政策，無論是《網絡安全法》，還是人工智能、大數據，亦或者是智慧城市建設，進行了系統的批判，而遵循的基本分析框架，就是堅持《1984》這本小說的分析框架，然后用各種證據來論證中國發(fā)展大數據、人工智能，建設網絡強國的唯一目的就是為了監(jiān)控所有國民。

這種刻板印象對歐美媒體從業(yè)者的影響和約束之深，達到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境地：某個德國媒體的記者曾經就中國用大數據監(jiān)控民眾的問題電話采訪過筆者，當筆者稍微說了點挑戰(zhàn)預設采訪提綱的觀點時，該記者居然情緒失控地開始科普《1984》的書中內容，宛如其世界觀遭遇了何種無法容忍的挑戰(zhàn)一般，最終因為沒法提供符合預設提綱的觀點，整個采訪只能通過掛斷電話來結束。

上述兩面共存的硬幣，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出臺的歷史終結論的具象化；當下，指責受眾因為社交媒體的發(fā)展而陷入了回音壁，進入了后真相時代的媒體，其實才是真正陷入了回音壁，受困于后真相的。沒有受過專門傳播技巧訓練的普通民眾有著更加質樸和本能的直覺，去辨別媒體傳播的信息究竟是是否準確；在國內憑借知識和學歷的優(yōu)勢將民眾視作為“群氓”，在國際沉迷于1500年依賴歐美推進現代化體系的榮耀而無視非歐美國家的興起，體現的是歷史終結論的貧困與傲慢。

對中國來說，認識到這種貧困與傲慢，真正的堅持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即不以追求歐美媒體的贊美來作為評價和衡量自身發(fā)展成敗的唯一標準，真正做好自己的事情，將是中國崛起進入新時期的重要標志。